问世间，情是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。如果有一种亲密关系范式叫作“中式爱情”，它应当是什么模样？是木心笔下“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，马，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”的长情，也是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里以侨批遥寄相思、忠贞不渝的柔韧与坚守。
本期报道对话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院长、教授刘子曦，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朱萍，从文化社会学和中国文学传统的双重视角，剖析“中式爱情”的特质、成因及其对当代年轻人的启示。
中式“恩爱”与西式“浪漫爱”
记者：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中，淑柔和木生以各自持守、书信传情的方式相爱，始终期待奔赴团圆。观众从悲剧中感受到一种含蓄克制、注重责任的本土情感美学。您认为这些特质能否从个案上升为一般性概念，提出一个概念叫“中式爱情”？如何界定这种亲密关系范式的核心特征？
刘子曦：这个问题特别的“社会学”。这部影片能引发全民共鸣，里面的情感关系被认为是一种精神世界的美，恰恰说明它并非孤立个案，完全可以提炼为文化层面的亲密范式。
爱情模式能不能做分类？诚然，各人有各人的选择，有人爱甜，有人爱咸、爱辣，每个人口味不同，但菜系是存在的。所以在文化比较而非个人选择的层面上，不同文化有其各自典型的亲密关系模式。
参考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翟学伟区分“姻缘婚”与“爱情婚”的研究，我认为中式爱情本质是姻缘导向的恩爱型关系，与西方的亲密关系相比，具有以下3个特点：
第一，时间向度上，倾向于长久相守、白头偕老，不会在激情消散后轻易分开。
第二，联结紧密程度上，很少主动选择拉开距离、分隔两地，关系最终趋向亲人化的固定身份联结。
第三，爱情的发生机制上，中式爱情是一种“恩爱”，情感生成依托家庭分工与责任共生，先有恩、后有情，爱情内嵌在婚姻与家族义务之中，不容易因为思想和生活的改变而解绑。而西式爱情叫作“浪漫爱”，脱胎于中世纪骑士文化，天生带着反抗规则、冲破阶层束缚的底色。这种爱情以个体感受为核心，强调对人自然属性的尊重，在这个层面上具有积极意义，但很多时候来得猛烈、去得也快速。
朱萍：其实中国古代没有“爱情”“恋爱”等概念。描述两性爱恋时，只有“情”“情义”，再往深了说就是“情欲”“情色”，滑向俗文学的范畴。我们今天说的“爱情”一词，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，经由日语转译自西方概念的“舶来词”。这意味着在相当长的历史中，中国人是不谈论两性间爱恋的。概念缺位的部分原因是，中式两性爱恋绑定于更大的责任体系之中，我们在意的是比激情、私人感情更重要的东西。
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式爱情不尊重人性，正相反，它从不缺少真情与执着。《牡丹亭》《红楼梦》都是为爱执着的经典范本，人们为了心中的理想对象，可以出家，可以去死，而不愿意继续苟且地度过自己不想接受的庸常人生。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里，淑柔在讲究情义信誉的潮汕地区，义无反顾和穷小子私奔，可以说全是真心，没有功利心，之后两人在漫长的离别里忠贞不渝。而南枝对木生即便可能心动过，却完全没有流露出来，用行为选择了更深厚的情感——情义。
因此，中式爱情不论由激情还是恩情生发，内核都是重视责任义务，行为隐忍奉献，精神坚韧执着，而表达含蓄克制。
记者：这种中式爱情模式，是如何在家庭分工、社会文化与文学传统中逐步形成的？
刘子曦：根源在于我们的“关系本位”文化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。正如美籍华裔人类学家阎云翔提出的“新家庭主义”概念，在中国，婚姻从来不只是两个人的私事，而更像是一种大家庭结构接力棒，核心往往是“以亲子为轴，夫妻为辅”的代际共育。
农耕时代，人们依附土地，安土重迁，个体生存离不开集体生产，由此自然形成了重家族、轻个体的观念。同时人们相信缘分天定，个人命运与家族脉络紧紧捆绑。
反观西方，受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和私有化进程影响，很早就完成了个体化，其婚姻以夫妻为轴，强调小家庭的私密承诺。
简而言之，西式爱情重视亲密体验，属个体内在取向；中式爱情重视关系功能，属社会外延取向。二者并无高下，只是各自适应了不同的社会土壤与现实需求。
朱萍：除了现实因素，在精神层面，文化和审美也给了我们很强的引导。我们从小读古诗词，其实是在接受一种理想化的人格教育。比如屈原“虽九死而犹未悔”的执着，《诗经》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的浪漫。
这种审美理想让我们无惧空间的阻隔，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都在说，你有精神上的同道，你不是一个人。更甚至，连生死都仿佛可以跨越，《牡丹亭》《聊斋》以及电影《大话西游》中都有很美的超现实生死爱恋。
所以，今天我们在面临人生选择时，有时会在潜意识中“遵从古人的选择”，按照几千年来大家广泛认可的方式去生活、去爱。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很安心，因为人在文化共同体中是不孤独的。
记者：还想谈谈女性在婚恋中的处境与付出议题。《给阿嬷的情书》里，淑柔独自抚养三个子女，南枝终身未嫁、收养孩子并多年接济淑柔一家。如何评价她们的坚守与奉献、其间成长与收获？
朱萍：淑柔和南枝的付出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，女性对“家”的建构和坚守，并在过程中完成了自我价值的落地。它打破了只聚焦二人世界的窄化认知，展现了中式情感中“利他”的生命厚度、“共生”的广阔维度。
刘子曦：回望历史，对于那些在今天看来近乎自我牺牲的女性选择，我们应该理解和同情，而不是用现代个体权利、利益对等的标尺去苛责前人。在过去，个体难以独立立足的年代，无论男女都在承担家庭分工，电影里木生下南洋、做苦力，也是很大的付出，而且冒着很大风险。
与其强调男女对立视角，不如看到那是历史中每个个体的共同命运。淑柔、南枝等平凡而伟大的女性，以柔韧的姿态接纳、宽容并转化命运。她们在顺应家庭发展的轨迹中，重塑了自我。这并不是被剥削，而是一种“乐知天命”的主动安顿——这里说的命运不是西方那种无可改写的悲观的destiny（宿命），而是一种可被调节的fortune（时运），蕴含着柔韧与变通的积极力量。
中国人如何书写爱情
记者：中国文学史上有很多经典的爱情书写。哪些句子或情节最能体现这种“中式深情”？
朱萍：《诗经》中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，道出了中式爱情最核心的承诺——共度余生。《长恨歌》中“在天愿为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”，不仅是个人的誓言，更是一种生命形态的绑定。
而在《红楼梦》中，宝黛爱情体现的是中式爱情里的精神共鸣。他们不谈仕途经济，只谈诗词歌赋，这种“知己之爱”是对功利性婚姻的反拨。
此外，像《浮生六记》里沈复和芸娘，他们在贫苦生活中依然能“课书论古，品月评花”，这种“布衣饭菜，可乐终身”的平淡之爱，也是中式深情的重要组成。爱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，也可以是琴瑟和鸣的日常生活。
记者：《泰坦尼克号》的极致生死爱恋、《简·爱》的平等精神之爱，都是西式爱情经典。文学影视中，中式“恩爱”与西式“浪漫爱”的叙事有何差异？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？
刘子曦：西式“浪漫爱”故事，大多定格于男女相爱的瞬间——“王子和公主幸福地在一起了”，较少聚焦婚后的柴米油盐、日常磨合。怎么不断确认爱意？要用玫瑰花、惊喜和各种仪式。一旦感情淡了，就可以无过错离婚。
中式爱情表达更加内敛、务实，爱意始终扎根在现实生活里。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也好，《浮生六记》《边城》等文学作品也好，相恋只是起点，后续过日子、维系家族才是重心。这种爱情讲求细水长流、日久情深，只要没有重大过错便不愿轻易离散，感情和婚姻的退出机制十分审慎。
其实这两种爱情叙事、婚恋模式并不构成对立，只是中国人的“情”没有主体、情系于礼——你看，《牡丹亭》里写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”，《毛诗序》说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，而且不是庆祝仪式感那种礼，而是每天举案齐眉的礼。
因此中式爱情叙事，不局限于二人的私人浪漫，更兼顾家庭与社会维度，更追求在烟火气中长久相守。这种逻辑背后，我想是儒家文化对生生不息与和谐之美的追求。
在今天 如何爱
记者：相比于个人体验和自我实现，中式爱情优先照顾家庭责任与长期承诺。在今天，这种逻辑对维系稳定婚恋关系有何益处？
刘子曦：益处很大。其实，不仅是中国人重视家庭、承诺和责任。中外社会学调研都表示，全球中产以上群体普遍看重稳定的婚姻家庭，即便晚婚也常常是出于慎重。原因一是财产继承问题，二是家庭具备风险共担的制度属性。在生活成本、养育子女、税收、福利、照料、养老等众多方面，家庭远比独居的个体有优势、抗风险。
可以这么说，当前诸多重要社会制度，都是为了社会稳定和人口繁衍搭建的，而非针对高度个体化、高流动性的生活方式。因此婚姻既有实实在在的经济福利，还有文化层面的利好，比如国内通过评选表彰“文明家庭”“最美家庭”，鼓励和睦积极的婚姻家庭。这些优势，都让重承诺的传统爱情模式，历经现代性冲击仍保有生命力。
记者：当下不少年轻人认为“一生只爱一人”已不再适用，也有人依然向往长久专一。您认为当代人该如何继承中式爱情的优质内核、摆脱陈旧桎梏，构建一种适配当下的新“中式亲密关系”？
刘子曦：当下个体化浪潮中，人被塑造成极度独立的个体，社会加速让很多东西变得快餐化，这直接消解了传统中式爱情的社会根基。鲍曼所言的“液态爱情”正是这一切的产物：一些人让情感沦为情绪价值的即时交换，恋爱不奔着结婚，性和爱分离，关系是情景性的，不需要定义，随时可退出。这些人将感情当成自我满足的工具，拒绝长期的互惠义务，看似洒脱自由，实则会陷入持续的焦虑与孤独当中。
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，建构新式亲密关系，首先要摆正心态，正确认知婚姻的意义——两人结伴抵御人生变数、对抗孤独。应该放下极致的个人边界执念，以谦卑心态看待自身与家庭价值，理性考虑个人情感问题。
第二，可以借鉴中式婚恋的择偶观，摒弃像商品议价般比拼财富的择偶思维。所谓门当户对，是指两个家庭在大家庭的社会关系里相宜相合、相处融洽，而非狭义的资产对等。纯粹的市场逻辑，不利于找到真正舒心契合的灵魂伴侣。
除了珍惜长久的亲密关系，在婚姻退出层面，也要倡导社会包容离婚选择，让离异者不再被污名化，充分尊重个人婚恋自由。
朱萍：看完《给阿嬷的情书》，我发了条朋友圈：一生太短而离别太长，选择由己，遵从本心，即为幸福。
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古代女性必须依附婚姻生存，所以“从一而终”是必然追求；而现代女性经济独立，自然拥有了保持独身等新选项。西方人常说“人生而自由”，但归根结底，人也生而孤独。中式智慧告诉我们，人是活在关系里的，但关系不一定是束缚。我们可以继承传统中式爱情的内核——责任和承诺，但这应是自觉的选择，而非被迫的枷锁。
和过去相比，新“中式亲密关系”里，可能变了的是相处的模式，不变的是两颗心在漫长岁月里相互确认、彼此成就的坚定，这就是中式爱情的纯粹和浪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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